是什么制度让“小”村官频成“大贪”

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了解“十·一”期间，北京一村委会副主任在国家会议中心办婚宴，3天摆酒250桌，总花费约160万元。这则消息，让村官腐败问题再次走入聚光灯下。

尽管纪委初步调查显示，暂未发现该村官动用公款办婚宴的证据。但这俨然如一记重磅炸弹，“炸”开了公众对近年频现的村官型“土豪”的种种记忆：

从2009年，在国家级森林公园花费千万为其家眷修坟墓及建祠堂的山东村官李德海，到2011年全国“村长”论坛上，随处可见的豪车座驾；从今年2月，被举报坐拥20亿身家的深圳村官周伟思，到最近刚刚宣判的海口5名村官，伙同他人侵吞近1300万元征地款……

村官不是“官”，但贪腐起来，却比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胃口更大”。以致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慨叹：“腐败‘落势化’，村官腐败问题已是老生常谈。”

是什么制度让“小”村官频成“大贪”？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针”就是活跃在9亿农民中的村官。在一些纪检干部眼中，他们“是官非官，是民非民，两头不靠”，但权力的“含金量”却非常高：管理村务资金、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申领惠农补贴……

这些，都可能是村官腐败的“切入口”。

村官腐败，在不同地区形态各异。有媒体梳理发现：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一些“城中村”、“城郊村”，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而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则主要集中在截留惠农补贴、五保金、低保金等项目上。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分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资源市场价值激增，村官权力的“含金量”也急剧膨胀。“一些征地项目对农民来说并不公平，乡镇政府需要村官的配合，起到‘中间人’的调节作用。农民和政府、开发商不直接面对面，村官‘垄断’信息资源，可以从中找到有利可图之处。”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农村政治学专家程同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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